一、大活佛转世灵童须由金瓶掣签认定
活佛转世最初紧张是为办理藏传佛教教派首领的传承继任而涌现的。在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广大藏族群众崇奉佛教，服从宗教首领。正是由于活佛特殊是有影响的大活佛的宗教首领地位，引起了西藏社会各种政教势力对转世活佛主导权的争夺和对活佛转世事务的掌握，致使活佛转世制度渐失落其清净本义，弊端丛生，危及佛法，乃至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正是由于复苏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匆匆使清中心政府为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秩序而于1793年采纳金瓶掣签制度，既有利于戒备以往活佛转世过程中的各种弊病，也表示了对活佛转世义理和传统以及群众宗教情绪的尊重，更表示了中心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威信。
为打消活佛转世中存在的弊端，乾隆天子应八世达赖喇嘛“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要求，1792年在叮嘱消磨大军入藏驱逐廓尔喀入侵者取得胜利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第二年，清朝政府正式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关于探求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天子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碰着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笔墨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笔墨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天子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弊”。
章程颁布后，以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将章程及有关文件译成藏文，作为当时最主要的法律文书颁布全藏施行。市价藏历水牛年，故称《水牛年文书》。同时八世达赖喇嘛向全藏颁布《水牛年文告》，详细规定了金瓶掣签的详细办法。《水牛年文书》，特殊是《水牛年文告》，不仅完备表示了章程的法律精神，而且完全表示了章程所规定的金瓶掣签原则，也成为履行金瓶掣签制度主要的法律依据。
金瓶掣签制度实施后，清中心政府还以“事例”“则例”等法律形式将其载入《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则例》等法律典章中，成为清中心政府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一项历史定制。实施金瓶掣签的根本目的在于打消活佛转世过程中认定灵童的专权妄指和个人操控，完备符合强调平等、反对特权的法治原则的基本理念和普世代价。
二、大活佛转世灵童须经中心政府批准继任
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与中心政权的支持密不可分，也由此形成了活佛转世由政府认定的终极威信，在有影响的大活佛转世上由中心政府批准继任也已成为历史定制。
1288年噶玛巴·攘琼多吉在楚布寺坐床后，因元宪宗蒙哥曾赏给噶玛拔希一顶金边玄色法帽，故该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举黑帽系，该法帽遂成为该转世系统的标志和传世象征，该转世系统也具有了“皇权赐予”的意义，表示了中心政府在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上威信性浸染。攘琼多吉于1332年应召到大都(今北京)拜见天子并传法，元顺帝封其为“晓悟统统空性噶玛佛”等封号，并赐敕书、国师印等。通过封赐，其转世活佛合法身份和合法地位得到元中心政府确认，活佛转世也由民间自发性而被授予法理意义具有了合法性，也才得以合法真正形成制度，并由此推动了活佛转世制度的发展。
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应召到北京朝见清顺治天子，被封为“西天算夜善清闲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从而使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其在西藏宗教界的合法地位得到中心政府的正式确定，从此往后，历世达赖喇嘛转世后须经中心政府册封的制度遂成定制。1940年2月5日，国民政府颁令(府字第898号)免于金瓶掣签，特准青海男童拉木登珠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因此，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合法性来自于国民政府的批准认可。
对大活佛的封授，既是一种封授制度，更是一种管理制度，既表示了中心政府对有影响的大活佛的关怀和重视，也表示了中心政府对其管理的规范和强化，同时反响出受封授的大活佛必须向中心政府效忠，承担任务和责任。通过对大活佛的封授制度，确立了中心政府对大活佛转世的终极威信。
1995年11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讲话指出：佛教无论显教密教，无论藏传汉传，在修持上，都普遍共同持念一个佛偈，这便是“以我功德力，如来加持力，及以法界力，普养活而住”。同时强调就灵童转世问题来说，所谓功德力，便是转世活佛的悲愿力；所谓加持力，便是受佛加持后“金瓶掣签”的判断力；所谓法界力，便是中心政府的决定权力和群众的相信力。以是在活佛转世问题上，历来都是把国家权力、中心威信摆在第一位，这是通情达理合法的，也是完备符合佛法根本教义的。
按照历史定制，有重大影响或特殊重大影响的活佛转世，首先要由所在寺院通过地方政府报请中心政府批准赞许转世，批准成立转世灵童寻访组织。其次实施金瓶掣签制度时，应由地方政府将按照宗教仪轨寻访到的候选灵童的情形禀报中心政府，要求准予举行金瓶掣签。再次待中心政府批准后方可择日在释迦牟尼佛像前由中心政府派员(西藏历史上还包括驻藏大臣)主持掣签，认定转世灵童。第四，金瓶掣签结束后，立即由主持掣签的官员、地方政府卖力人、寻访灵童的卖力人等将掣签情形和结果以及候选的经师、拟定的坐床日期等报告中心政府，要求批准正式继位。第五，经中心政府批准灵童继位和坐床韶光后，方可举行坐床仪式，正式继续前世法统。历史上达赖、班禅的坐床仪式，均由中心政府特派代表亲临主持或看视，同时宣谕中心政府的册封和颁发赏赐。坐床仪式结束后，达赖或班禅都要依例上表谢恩。
对有影响的大活佛转世由中心政府批准继任，表示着国家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在大活佛转世认定上的威信，表示着政权大于神权的关系和“依国主立法事”的道理，也表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天下上任何国家都会依法管理本国的宗教事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与“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崇奉绝不相关，是国家主权、政府职责的一定哀求。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它表示着保护合法、制止造孽、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等多重含义，终极目的是为了保护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柄，因而也一定会得到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推戴。
三、转世灵童须在海内寻访
历史上，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始终坚持海内寻访的原则，从未有国外寻访的先例，这也是活佛转世必须坚持的主要原则。
中国是藏传佛教的故乡，藏传佛教本身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本土化的宗教。无论是宗教不雅观念或思想，还是宗教情绪或体验，无论是宗教行为或活动，还是宗教组织和制度，都已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领悟，藏传佛教已成为完备的中国化的佛教。藏传佛教的紧张传播区域和信众主体在中国，转世活佛的传承世系发轫于中国，属于中国的寺院，其转世管理是中国宗教事务管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法坚持属地管理、海内寻访原则是无可厚非的历史事实。宗教无国界，但教徒是有国界的。历世达赖喇嘛的母寺是中国的哲蚌寺，历世达赖喇嘛等大活佛也是在中国海内寻访认定的，绝没有国外寻访的先例。属地情怀、信众情绪是决定活佛转世的主要成分，任何活佛转世绝不能分开养育他的母寺和国土，绝不能忽略其属地信众的宗教感情。
2010年7月4日，西藏隆子县扎果寺第五世德珠活佛转世灵童认定金瓶掣签仪式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隆重举行，候选灵童洛桑多吉中签，自治区公民政府批准其为第五世德珠·江白格桑加措活佛的转世灵童，并剃度继任为第六世德珠活佛。这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颁布以来，第一位以金瓶掣签办法确定的大活佛转世，其寻访认定，自始至终坚持了宗教仪轨、历史定制、金瓶掣签和政府批准等原则。特殊是六世德珠活佛作为隆子县出生的活佛，是党和政府充分尊重藏传佛教界见地，充分尊重广大信教群众宗教感情，坚持海内寻访、属地寻访，全面贯彻和实行宗教崇奉自由政策的一次生动实践，标志着社会主义条件下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管理的规范化、法治化培植取得了显著成绩，也充分表示了宗教崇奉自由政策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和实行。
纵不雅观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管理的历史发展，尊重个中所形成的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是必须遵照的根本原则，无论是金瓶掣签制度、中心政府批准继任制度，还是海内寻访原则，无不表示着历代中心政府对藏传佛教的高度重视和对藏传佛教界人士、信教群众的深切关怀，也深刻反响出藏传佛教界具有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优秀传统。在当今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和主要原则，是掩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掩护宗教和蔼、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美国的所谓“法案”，只能给众人留下赤裸裸干涉他海内政而无知碰钉子的笑柄。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央研究员)
《 公民日报 》( 2020年12月31日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