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史识呢？
史学大师钱穆说过，研究历史须要三要素：史才、史识和史德。
史才指的是“贵能剖析，又贵能综合”，你能剖析历史事宜，能够归纳总结。
史识是“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表面看，须能深入看”。
史德是“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不雅观，不求速达”
有了这三样，你才能说读通了历史。
而中国研究历史的学者，能够达到这三样的那便是比较稀少了。
昨天给大家送了一套书《中国大历史》，一套十本，参与编写这十本书的学者，便是属于这样的少数者。
这十套书包括吕思勉《断代四史》、邓之诚《宋辽金夏元史》、孟森《明史讲义》《清史讲义》、蒋廷黻的作品，是四位史学家的顶峰之作；
这个中，吕思勉是钱穆的老师，他的作品贯通古今、征引繁富。
邓之诚则闻博洽见、提要挈领。
孟森的比勘辨析、老吏断狱。
蒋廷黻的论述扼要、眼力远大。
每一种不同的治史方法和史学不雅观点，都让人觉得豁然意解、沈疴顿愈；
这套书是理解中国断代史最好的读本。比如蒋廷黻的书，何炳棣盛赞：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份量。
孟森的《明史讲义》，别的大家推举不说，便是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这本书便是重点参考书。你如果读过明朝那些事，再读一下孟森的《明史讲义》，那对历史的理解又会更上一层楼。
给大家摘录一段蒋廷黻师长西席的文章：
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外洋市场成为了国家利益的主要来源，对付中国这样的广大市场，英国是为一块肥肉，因此绝不可能轻易放弃。在两次邦交失落败之后，由通商引起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林则徐禁烟是鸦片战役的导火索。但是纵然没有禁烟，两国的争端肯定也会终极见诸于战役。
当一国实力远强于另一国的时候，还有可能平等相待吗？推至于人，不也是如此吗？如果鸦片战役之后就开始学习西方，改造改进，那么远东的近代史将完备改变。借使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国的近代化要比日本早二十年，但是没有如果。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役往后就开始维新呢？此中缘由繁芜，值得我们穷究。
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旧，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随意马虎的。
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便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我们一实施新政，科举出身的师长西席们，就有失落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
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少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期，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便是最好的例子。林则徐很清楚的看到了中国与英国的差距，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且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主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当你想要改革或者实施新政的时候，要考虑新政工具的接管程度以及危害了哪些工具的利益，他们一定会成为新政的阻力。这一点不可不察。至于传统文化，有可取之处，但是也一定是有糟粕才导致了晚晴的国情，因此在接管过程中一定要去掉糟粕。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全体局势该当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该当把稳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喷鼻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赞许不能修正，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以是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备不懂国际国法和国际形势，以是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当由于无知和信息不对称的时候，人作出的选择每每是盲目亲睦笑的。而这些无知每每来自于自身的闭塞。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役和交涉的结果（第二次鸦片战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条款虽很多，紧张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泰西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䜣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期。他们大着胆向提高，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酸心的便是这种新精神不能涌现于鸦片战役往后，而涌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
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所谓史识，便是要有自己的判断。不敢下历史判断，只能罗列史实，这不能称为历史学家。爱好历史的人，书架上一定要摆这样一套。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真正懂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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