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略迟于日本曲亭马琴( 1767一1848年)的《新编***》。迄今至少有西方十二种笔墨的片段或节译本先后出版。
最近法语译本由天津出生的雷威安(André Levy)教授完成而问世，南京出生的另一教授芮效卫(David Roy)的英语全译本也即将出版。
这是继1983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主理的《***》国际谈论会后的可喜造诣。
介休本（1932）
1932年，海内创造《***词话》一百回本，次年由中国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出版。
1957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又据以重印。两次印数都很少。施蛰存、郑振铎的两种删节本流传不广，后者连载于《天下文库》，只有三十三回。
1985年，北京公民文学出版社在几次再三延搁后才出了一个新的删节本，印数远不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论***》文集，一次印行十万册。
看来《***》在海内彷佛不及它在国外受重视。据雷威安法译本《导言》，此书在西方的发行量达二十万册以上。
这不是出版自由或不自由的问题，它涉及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民族传统和代价不雅观。
1949年中华公民共和国成立。革命前后的不同政府对《***》的发行持有同样严厉的态度，可见这不是政治问题，只能由中国和西方传统不同而得到阐明。
对上陈说法持不同见地的人可以举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例，解释西方也有禁书。
此书在国别传播三十年之后，1959年才不加删节地收入英国企鹅丛书。以前正式发行的也是删节本，但非正式的全文翻印并不少见。巴黎则在小说完成后不久即全文出版。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只有不多几段较长的色情描写，全书题旨十分光鲜:它是对个人从属于冷冰冰的成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抗议。
不同的是别的作家如法国鲁索以返回自然作为解脱，俄罗斯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以原始部落的淳厚风习以及高加索的如画景致作为病态的上流社会的对立面，劳伦斯则以男欢女爱的情欲作为他对不合理社会的训斥和躲避。
现在传来，劳伦斯已经和桂冠墨客一起在威斯特敏斯特教堂的墨客角有了归宿之地，享有英国朝野公认的文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声誉。
不管劳伦斯生前去世后曾受到多大委曲，他在西方不会受到《***》作者在中国所受到的对待，后者乃至连姓名也不敢或不愿留下。
以上说的是大略的事实，我无意为《***》作者鸣不平。由于这不是平或不平的问题，而在于指出双方的不同文化背景。
《哥萨克》
中国的先秦诸子曾在思想领域上放出异采，但没有产生完全的文艺理论。
孔子在《论语》中对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了评论。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天真。”
又说：“诗可以兴，可以不雅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经》是儒家五经中最普通的一部，它在古代差不多被用作识字教材。第一篇《关雎》是恋歌或婚礼之歌，但它的钦定阐明却是对后妃之德的礼赞。
中国的文学批评首先着重思想意义及社会浸染，而少谈艺术性。《诗经》的注疏进一步表明：一部受人瞩目的作品如果原来不包含大道理，那就得由卫道的批评家从表面加上去，然后把它说成是作品内在所固有的思想意义。
这种阉割和修改是统治者对待精良作品的惯用手腕，以至成为文学批评的旧传统之一。
《***》的苦孝说即是一例。它说小说作家是明代大绅士王世贞，他在《***》书页上涂有毒药，以害去世奸相严嵩的儿子。严嵩曾陷害王世贞的父亲，王世贞写作《***》是为了替父亲报仇。这便是苦孝说。
由于明显地不符合历史情形，此说早就被人批评。如果不是封建的文学批评传统深入民气，涌现这样的传说是难以理解的。
大约和孟子同时，古希腊涌现了亚里斯多德的美学著作《诗学》。下面是它的第六章为悲剧所下的定义：
“悲剧是对付一个严明、完全、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措辞，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利用；
摹仿办法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取阐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怖来使这种感情得到熏陶。” ①
只管亚里斯多德是柏拉图“纯艺术”论的反对者，但在这一个定义以及《诗学》全书中侧重的却仍旧是艺术性。
希腊罗马是西方文艺思想的远祖，文艺复兴则是它的近亲。以个人为中央的思想体系是成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支柱。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
包括恋爱、婚姻在内，私人生活不受社会干预。婚前性行为与道德无关。除当事人的配偶外，婚外性关系常日不会受到社会的关怀。男女同居并不一定已经或将要结婚。
成年子女很少和父母同居。父母不干涉儿女的婚姻，也不为此而有经济包袱。恋爱自由，结婚志愿，怨偶相对地减少。在西方人眼里，《***》的色情描写随意马虎受到宽容，而它对个人生理、思想、感情以至独立人格的描写自然引起他们的讴歌。
这样一部带有明显近代色彩的小说出于莎士比亚同时而略早的东方无名作家笔下，在他们看来不啻是一大奇迹。
以家庭、社会和国家为中央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文学艺术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浸染，它对《***》首先考虑的是它的色情描写对人的污染。
对照西方文艺中色情、凶杀作品泛滥成灾，少年犯罪和离婚、单亲家庭以及孤独老人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它的独特代价。
没有外来的移民和外来思想，就没有美国。俄罗斯的近代化始于彼得大帝向西欧打开门户。
在我国，闭关自守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不正常局势。佛教来自尼泊尔和印度，我国的佛教经典却比原产地丰富。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罗斯发生，我国很快从他们的既成模式中探索出自己独特的道路。一古一今的两大榜样表明我们的开放政策既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盲目的西化。
西方不会拜倒在中国传统之前，中国也不会由于开放而失落去自己的特色。
有其所长，必有所短。彼此学习对方的长处，保持并发扬自己的固有特色，这是天下文学——文化互换的崇高目标，也是编译这本论文集的区区微意所在。
《诗经》（清代本）
中国和西方的文学——文化在长期隔绝的情形下各自独立地发展，对天下是一大不幸。如果不是迟迟才有打仗，比如说在五六个世纪前就有大规模的互换，天下的面貌肯定将和现在不同，虽然这样的情景切实其实弗成思议。
但是如果在双方都没有完成各自高度发展的独立风格时，比如在公元之初就开始领悟，那可能好比今更糟。多种文明的并存和相互浸染是人类最大的利益所在。
中国文学——文化当然是天下文学——文化的组成之一。以中国或欧洲或任何一国一洲为中央的天下史著作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文学并未真正成为天下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到最近才有完全的外文译本，发行量都很少。大概只有《***》例外。
1870年泰勒(Bayard Taylor)在《浮士德》保持原书格律的英译本媒介中说，当时该书第一部已有英译本二十种以上，晦涩难读的第二部也有三四种英译本。
这时上距它的作者歌德去世还不到四十年。比较之下，西方人对中国文学所知甚少，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微乎其微。这种情形到现在正在开始改变，但离开应有的水平还很远。
估价一个民族的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已为天下公民所共享，外国学者对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它的又一标志。
就英国文学而论，法国泰纳(1828-1893年)的《英国文学史》和丹麦勃兰兑斯(1842-1927年)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英国部分)足以和英伦最好的同类著作比较。只有英国文学已成为天下公民的共同财富时，才有可能涌现这样的情形。
文学、历史、哲学、地理、政治、经济等无所不包的西方汉学的存在，解释他们对中国的研究还很不足。
我们很高兴看到情形正在变革。本世纪四十年代初享有盛誉的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英译本序在本日早就过期了。
不是他在当时没有出类拔萃，而是那个时期的汉学水平全体说来还太低。现在足以和海内学者分庭抗礼的西方研究论文，已经远不止是屈指可数的先春而至的几只燕子了。
这本论文集的一些篇章可以为此作证。第二次天下大战是它的转机，中华公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西方汉学得到有力的推动。
由于各类缘故原由所造成的长期隔绝，我们对外洋汉学界所知甚少，远不如外洋同行对我们的理解，虽说也不那么充分。
编译本书的直接目的就在于同行之间的业务互换。对别民族文学的研究紧张是翻译和评论。课题的选择看起来是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爱好，实际上却受到客不雅观条件的制约。
话本小说特殊受到西方同行的青睐，由于它对社会生活的详确描写远比诗词、散文和戏曲详细，《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特殊是后两者，一开卷就无异使人置身于几百年前的古代中国。
它们的笔墨比诗词戏曲易懂，也更靠近于当代生活。诗词戏曲必须具有该作品以外的社会、历史的广泛知识，才能对它由理解而发生兴趣，而小说则统统都包括在正文之内。
当然，要作真正的研究，困难并不亚于前一类，但易于入门，总比门禁森严更能吸引读者。他们当中就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成为研究者，虽然登堂入室是另一回事。
这是《***》在西方受到重视的紧张缘故原由。其次是它的个性和个人生理的描写特殊和西方思想合拍。这一点不难在本集所收的一些论文中得到证明。
本书共收论文十二篇，作者包括美、法、苏三国学者，根据论文性子分成三组：
一、关于作者和成书的考证三篇；
二、论文一样平常评介以及外文译本媒介八篇；
三、版本研究一篇。分别先容如下。
《***西方论文集》
中国传统的考证原来运用于儒家经典，后来逐步推广到史、子、集各部。
小说戏曲历来受人轻视，彷佛不配和考证二字发生关联。负责严明的学术研究始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到现在不到八十年，却取得巨大的进展。
对《***》所引用的小说、话本、清曲、戏曲、史籍和说唱文学，韩南教授的《***探源》以冯沅君《***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和别的学者的研究为根本，取得集大成的精良成果。
它所收罗的材料极为详备，只有集海内外著名图书馆的收藏才能做到。作者对数据的甄别剖析，谨严客不雅观的态度足以和最好的学者媲美。
我差不多和他同时创造《***》引用李开先《宝剑记》曲文(五支)的事实，而我自以为以它作为论据已经足够，没有再作进一步探索。
乃至他文中提到抗日战役前刊于海内报刊上的文章我也一无所知。孤陋寡闻，一是出于自己浅学，其余也由于海内的图书数据做事大大掉队于国外。
对韩南教授的探源，加上柯丽德教授《戏曲在***中的浸染》的补充，就我所知只有两处可说是遗漏。
一是小说第五十六相应伯爵转述水秀才的诗文，黄霖师长西席查出原载《开卷一笑》卷五，标题为《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署名一衲道人，即屠隆。他以此作为紧张依据，认定《***》的作者是屠隆（见《全瓶梅作者屠隆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次年春，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看到赤心子汇辑、南京世德堂明刻本《绣谷春容》卷九圣集下栏《微言摘粹·文论》也收有《别儒巾文》，无署名。诗因文体所限，略去。以上都只有极为个别的笔墨出入。
看来以上两书都比《***》迟(虽然它们的来源未始不可能比《***》更早)，因此不一定是韩南教授的遗漏。
此外我还认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刊行的《群音类选》续集卷一诸腔类《五子登科记》的《祭头巾文》，虽然笔墨互异，而情调相同，可能同出一源。
解放后还在演出的湖南高腔《祭头巾》(《中国地方戏曲集成·湖南卷》)也可能和它有血缘关系。
二是《***》第十五回《朝天子·泳架儿》又见于汪廷讷的《风趣余韵》。
《探源》说:“从已查明的多少引文的奥妙运用作判断，可能还有其余的来源未被查明。”我赞许这个明智的预测和判断。
《中国戏曲志 · 湖南卷》
上面指出《探源》是一篇功力深厚的考证，但它并不以此为限。它指出:
“使人家破人亡的淫妇式的女角不会在小说(指《***》)中霸占地位。
这样的角色只能见于《水浒传》或短篇话本中一些比较大略的外表的性情描写。试图理解潘金莲的行为，特殊是她用以表达她的极度孤寂感情的那些词曲，在小说开头，一个全然不同的范例性情就已经在作者的心中形成。”
它又说:
“《***》比它以前的现存小说在阐述上具有更严密的组织。”
“如果说《***》是女祸故事，那小说是无可挽回地铸成大错。但那不过是用来和作者所创造的新型小说遥相对照而已。
新型小说哀求对人物有更加细致的描写，比起旧式小说该当是其余一种细致。”
所有这些都表明，论文作者把《水浒传》和其它话本小说作为原有的旧式小说，而《***》因此生理描写见长的新型小说。
前面说，《***》的个性和个人生理的描写特殊和西方思潮合拍，是它易于为西方接管的缘故原由之一，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封建时期中涌现的个性和个人生理的描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该当加以肯定。从小说发展史上看，《***》的写作技巧比《水浒》有所提高这是一回事，《***》是否在总体上超过《水浒传)那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宜稠浊。
说《***》的写作技巧比《水浒》有所提高，并不用除在另一些方面如范例化的深度又可以不及《水浒传》。
《***》第八十七回武松诱骗潘金莲和他成婚，从而在洞房之夜杀去世她，同以前所写的英雄性情不调和。这还不过是易见的较小的瑕疵。
《水浒传》对中国社会心理和民族传统所作的深刻反响，以及它反过来对社会心理和民族传统所起的深远影响决不是《***》所能比拟，而这种影响正是属于全民族的伟大作品的主要标志。
我看到《***》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采取李开先《宝剑记》传奇第五十出，韩南教授还找出其它几个片段；同时我又把稳到李开先《词谑》评论元代各家杂剧，全折引录，不加贬语的只有十几套，个中就有小说第四十一、七十一回分别全文引录的《两世姻缘》和《龙虎风云会》的两个第三折。
这些事实解释《***》作者对元代杂剧的意见和李开先的评论十分靠近。此外还有其它迹象匆匆使我写了一篇论文，题为《***的写定者是李开先》。
后来逐渐把稳到《***》所存在的各类明显的疏漏和毛病，如小说第十九回和第五十二回居然有一半相同的少见情形等，我在论文《***成书新探》中把结论修正为：
“《***》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或写定者之一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只有他本人或他在戏曲评论和实践上的志同道合的追随者，他们可能是朋侪，或一方是子弟或私淑弟子，才能符合上述情形。”
“从上述以及不胜备述的浩瀚错失落看来，《***》的写定者如果是一样平常的明朝文人或名流，那他紧张是发起刻印此书，作了一些修订，但并未始终如一进行彻底的校改，大体上仍是他所见的原有稿本(此书前半部的加工程度显然比后半部为高，本文所举失落误的例子往后半本为多便是证明)，或他颇费心血的写定本又被后人窜改成现在的样子。
另一可能是写定者靠近书会秀士，是社会地位低微、科举不得意的文人，他或他们并不具有较高的文史教化和笔墨写作水平，甚至笔墨上疏失落甚多。”
这是我和韩南教授的第一个不合。他认为《***》多处引用李开先的《宝剑记》同小说的作者问题无关。
《徐朔方集》
韩南教授如此详尽地列举了《***》所引用的小说、话本、清曲、戏曲等资料，不可能不想到一个问题：作者有什么必要这么做？他在结论中指出:
“我们把稳到作者有时要有相称长的创作才能将某较早作品的片段引进正文。
有时作者只是为了微不足道的描写、人物和事宜的细节而乞助于早期作品。有关之处极为微细，为了前后衔接又须要费尽心思。常常是这样情形，自己撰写反而更简捷可行。”
然而作者毕竟是这样不惮其烦地东摘西引，这到底为的是什么呢？韩南教授没有直接回答，但也并不回避。“作者仰仗过去文学履历的程度远胜于他自己的个人稽核”，这是他的第一条结论。
对此我不敢苟同。只管“小说没有一个部分没有引文”，事实是所有这些引文都不是《***》的主体，即《***》之以是成为《***》的紧张成份。
纵然潘金莲人物形象的塑造曾得到《快意君传》中武则天形象的启示，一个是大略、粗糙的仅具轮廓的人物，一个是有着全体繁芜生理和丰富个性的艺术形象，完备不可同日而语。
他又在第二条结论中说：“作者开拓了为读者、不为听众而写作的小说领域。”“小说的特点在于接管如此浩瀚的来源，它对我们的启迪是，与其说它适应早期作品，不如说他超越早期作品。”
我认为《***》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首创性贡献有二：
一是世俗中的普通人物从此成为长篇小说的主角；
二是在情节构造和人物塑造上冲破单线发展的型式，现实主义的小说艺术到此成熟。
《***》“接管如此浩瀚的来源”，对它的上述造诣很少有积极浸染。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在古人启示下所完成的独创性的描写，而不是它所引用的那些片段。
《***》如果“开拓了为读者、不为听众而写作的小说领域”，那是它本身的描写，而不是它所引用的那些清曲、戏曲以及其它说唱形式，它们只能使听众发生兴趣，却不会使读者感到满意。
韩南教授只看到别的作品引进《***》的事实，他没有想到也有相反的可能，或它和别的作品都从第三者引进的可能(他曾提到后一种可能，但未予重视)。
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拙作《再论〈水浒传〉和〈***〉不是个人创作》，这就打仗到我和韩南教授的第二个不合，他认为《***》是个人创作，我则认为他的谨严客不雅观的考证正好和他的意见相反，它们为《***》世代累积型作品说供应了更多的例证。
韩南教授指出：“《***》所用的《水浒传》版本现已失落传”；“就《水浒传》、史籍和话本而论，他(《***》作者)无疑得之于抄本、印本或阅读以上本子之后的影象”；“从它(《宝剑记》)的印本和小说引文的许多微细出入，有迹象表明《***》的引文来自实际演唱”。
以上事实，我认为与其说是“作者常听演唱，甚或自己也唱，因而默记在心，足以信手写出”，不如说它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更为恰当。
我钦佩韩南教授博洽、明辨的考证，正由于如此才乐于利用有时的机遇翻译他的大作，并不揣冒昧提出以上商榷。
《***》的作者是谁，它是个人创作抑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看来不会很快取得同等。
可以肯定的是，《***探源》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必将有助于问题的末了办理。
华裔学者是外洋汉学家的主要组成之一。他们既要精通所在国的措辞，在文化上和当地人领悟无间，又要在研究领域中和海内学者争一日之短长，难度之大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由于他们的主不雅观经历以及众所周知的各类繁芜情形，他们和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隔阂和误解。随着形势的发展，特殊是四个当代化和开放政策的实行和贯彻，彼此间的关系正在日益改进。
从根本上说，华裔学者必将成为中国文学---文化在外洋的传播者。无论对他们的故国和他们所归化的国家都将作出只有他们才能作出的贡献。
本书选了他们的三篇论文。他们已在海内(大陆)揭橥的论文，就不在这里重复先容了。
郑培凯教授是华裔学者的后起之秀。按照海内的习气意见，他正处在人到中年之初。他的论文《***词话与明人饮酒习尚》所涉及的范围极其明确而有限。
在它之前，戴非凡师长西席看到《***》多次提及金华酒，遂以为小说作者是金华兰溪人，以为兰陵即兰溪；张远芬师长西席主见《***》作者是峄县贾三近，因之把金华酒作为兰陵酒的别名；***魏子云师长西席则以为北方无黄酒，而金华酒是黄酒。
同一种酒，因年夜家意见不同，天南地北，随意附会，使人莫衷一是。郑培凯教授的考证可说小题大做，无一遗漏。
他统计全书写明酒的品种的场合共五十三处，都在第十五回之后。
他指出西门庆喜好品尝不同酒类，同他玩弄女人喜新厌旧的习气有关；书中几次写到烧酒的场合和潘金莲、王六儿这两个情欲特殊强烈的女人有关。
这就把酒的描写和人物塑造联系起来。论文作者引证多种明代记载，全面地考证了当时人饮酒习尚，指出:
“我们若考虑到金华酒在嘉靖年间在北方最为嘉尚，而万历年间三白酒风行，南方士大夫对金华酒多有贬辞，那么，对书中盛称金华酒可以得到如下阐明:
本书描述嘉靖年间北方人的饮酒习尚真实准确，而这种习尚不适宜万历年间的南方习尚。”
论文对《***》成书的年代和地域供应了确切有据的旁证。
《小说考信编》
芮效卫教授在从事《***》英语新译本的同时，提出论文《汤显祖创作***考》。
我曾撮要译述了他的这篇论文，并且提出质疑，然后请他写了答辩，同时揭橥在《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现在我很高兴关心这个问题的我国读者能读到他的全文，不经任何删节和改动。
汤显祖和《***》抄本的最早所有人之一刘守有父子关系密切，他的《南柯记》传奇结尾又分明受到《***》第一百回的影响。
他可能是或不是《***》的作者，这个问题迟早会提到学术谈论的日程上来。
现在由中国出生的美国学者芮效卫教授和我在普林斯顿谈论会上友好地先开其端，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夏志清教授的《***新论》深入浅出，原为西方英语读者而写，却也可供专业者参考。他很推崇韩南教授的《***探源》，实际上他自己的一些详细想法却方向于否认《***》是个人创作。
此文无意于考证，它的多少论述却像考证那样严密。它指出“作者那种明显的粗心大意，他那种捉住机会不放、爱利用揶揄、浮夸讽刺的冲动，他那种大抄词曲的酷好，到处都破坏了这本小说写实主义的外表”。
看来彷佛过于苛刻，实在处处都有原文作为依据。它对小说的艺术造诣谈得少了一些，可能美中不敷，但对过高地评价《***》艺术造诣的盛行方向可能会起复苏剂的浸染。
它把小说分为三部分，头十回沿袭《水浒传》，还没有显出自己的明显特色，后二十回则是“一堆很少有联系的故事拼揍在一起”，只有当中七十回才具有现实主义的完全性，论文作者称之为小说中的小说。有一些话可能说过分，但能给人以启示。
史梅蕊女士的论文《***和红楼梦中的花园意象》对两大名著作了别开生面的对照。花园在两者的艺术构造和人物塑造中所起的浸染和暗示，论文作了令人信服的讲授。
小说作者去世而有知，必将引以为知音。“这场发生在花园里的死活搏斗以西门庆为中央而展开。本色上这是花园的哪一方面在贰心中占上风的问题。”
论文以李瓶儿象征春，潘金莲象征秋。作者接着说:“他(西门庆)对瓶儿和孩子的迷恋与他对待金莲的抵牾感情适成尖锐的对照。对金莲，他又怕又要，以是他对她总是恫吓和迁就相交替。”这是她论《***》。
她以为林黛玉和薛宝钗在个性上互为补充，一是秋妹，一是春姐，类似李瓶儿和潘金莲而关系远为繁芜。某些说法可能求之过深，略嫌穿凿，但并未到牵强附会的地步。
《***》既是社会小说，又是***。第二十六回和第二十七回正好可以分别作为两者的代表，包括各自的所长和所短。
杨沂教授的论文《宋惠莲及其在***中的象征浸染之研究》和柯丽德教授的论文《***中的双关语和瘦语》表明他们和我一样重视这两回书，虽然详细意见很不一样。
杨沂教授的论文指出：宋惠莲可说是潘金莲的影子，两人本来同名，出身相似，同样机变伶俐，只是惠莲不象金莲那样多才多艺。她们的行事险些可以逐一对照。
宋惠莲“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末了一个女人，企图与西门庆私通以改进自身的处境。韩道国老婆、贲四老婆和奶妈快意儿等都是一类人。但是有一点不同，她们彷佛都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府第中其它女人竞争有一个不可超出的障碍。她们意识到自己地位太低，太不敷道，以是心甘情愿地接管屈辱的地位。”
而宋惠莲却不甘屈居人下，她竟去教训孟月楼如何掷骰子，又多次和潘金莲一比高下。
在元宵节看灯的晚上，她当众显示自己的金莲比潘金莲的还小，还和陈经济一起嘲戏，仿佛故意和她争宠。她最会打秋千，使众女流相形之下黯然失落色。
论文体贴入微地剖析了她的多次酡颜。这些都是争强好胜的表现，“部分抵销了她的淫荡本性”，这和她末了自尽密切干系。
论文认为她的自尽，既不是她的贞节所致，由于她滥交男人谈不上这一点；也不是下层群众之间的相怜相惜，由于她对同辈婢仆并未表示同情之感。论文指出:
“没有一个人，乃至包括《红楼梦》作者在内，能驾驭几股相反的力量在同一个事宜中而又如此清晰可辨，使我们在嫡黄花之后仍对它的艺术力量感到困惑，无法全面而透彻地阐明这统统。”
这便是《***》“现实主义模式的独特成功之处”。
这些剖析都很贴切而深刻。那末，宋惠莲对他丈夫来旺儿究竟是若何的一种感情呢？
论文阐明说:“在十七世纪初的中国就已有一位小说作者熟知如何在描写男女性爱时开展一种母子关系的形式。
例如，不管何时来旺的安全受到外界恶势力的威胁，‘会怜’(指惠莲)就会在那里涌现，伸开她那‘母性’的羽翼在保护她的丈夫免受来自西门庆和金莲的打击”。
作者明确指出这便是厄第帕司情结。弗洛伊德学说的厄第帕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指母子相恋的乱沦关系，但惠莲和来旺之间根本无血缘关系，怎能随意比附？
作者又以第二十三回宋惠莲和西门庆在雪洞幽会以及第八十四回吴月娘被雪洞禅师援救为例，指出性爱和宗教在小说中齐头并进是《***》的主题，“纵欲即去世亡的观点是整部小说的骨髓，也是宗教上彻悟的内在成分”。
标题所指的象征浸染即指此。这是我看到的以弗洛伊德学说和象征主义讲授《***》的唯一例子，先容于此以供热心于西方文学不雅观点的人作参考，虽然我本人对此并无同感。
《古代戏曲小说研究》
国外汉学家对儒家经典和宋元理学的兴趣看来比我们大，而海内有些青年对西方文学流派的热衷也令人感到意外，半个或一个世纪前曾不胫而走而早已衰歇的玩意儿都被看作“当代化”的标志。可能这是正常的情形，各自都想以对方的强处补足自己的弱点。
柯丽德教授可能是上面所说的汉学家之一。她的这篇论文和她的姊妹篇《戏曲在***中的浸染》一样，《大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张竹坡评点的冷和热的相对论是它们的理论依据。
论文以第二十七回作为打开小说题旨的秘密的钥匙。它指出:
“既然潘金莲在西门庆末了玩乐中充当了盛梅子的壶(瓶)，这些人物情节就为我们供应了组成小说书名的词汇。但这个题目一样平常被认为是指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三人。”
我钦佩论文作者的玄思妙悟，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可超出的障碍：《***》这一回的原文不是“盛梅子的壶(瓶)”，盛的是李子。
在美国，梅和李不加差异，两者同用一个字表达。但在中国，梅和李连小孩子也能分辨。它们着花韶光有先后，果实也大不相同。
在文学中，梅是清高孤洁和早春的象征，而李花则给人以艳丽和艳阳的遐想。除非书名叫《金瓶李》，否则，这个结论无论若何也难以成立。
俄文本译者马努辛教授的论文《***中表现人的手腕》和娥尔佳·费舒曼教授的论文《论***》立论平稳而要言不烦，不失落为一样平常评介的简明扼要之作，它们反响了苏联汉学界的文风。
法文本译者雷威安教授的《***法译本导言》和艾金布勒教授的《***法文全译本序言》为我们供应了这本小说在欧洲翻译出版和各方评论的各类情形，远远超出法译本的范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本书欧洲学者论文入选过少的毛病。
这两篇论文是为法国读者而写的，某些先容对海内读者无此必要，因此有较多的删节，希望得到作者包涵。
由进步思想家李贽所首创，到毛宗冈、金圣叹、张竹坡而臻于极盛的明清小说评点在海内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当代人提到评点派一词，多少带有一点贬意。由于评点派探索作品的微言大义，时有牵强附会的方向，而它无论评论思想或艺术都易于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但是为了避免穿凿而放弃应有的寻绎和推求，只见茂林葱郁而对楩楠或樗栎不加分辨，那就走到另一极度去了。
浦安迪教授的论文《瑕中之瑜》，是否在分寸之间恰到好处，见仁见智，读者自有高见。
他的论文即小见大，由近及远。他指出张竹坡相沿崇祯本的评注，而崇祯本的评注则又反响了“李贽名下评注本所共有的论点”。
作者指出，崇祯本的评点乃至可能远溯到《***》成书之时，是不是《***》也可能有李贽的评点本呢，或不是出于他本人，而是出于他的门人、私淑者以至崇信者之手？这是从他的论文可以引伸出来的一个问题。
这篇论文又指出，谢肇淛在1624年逝世。据他的《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跋》所阐述，他阅读的《***》是二十卷本。这一点和崇祯本、张竹坡本相同。
二十卷本乃至可能溯源得更早。而常日公认早于崇祯本的却是十卷本。从分卷的情形看，二十卷本显然早于十卷本。
词话本早于崇祯本的公认意见，作者认为至今仍旧缺少令人信服的论证。这是《***》研究中的又一重大问题。
大概由于分卷本身，无论十卷、二十卷，并不一定涉及详细内容，出版者可以随时加以修正。
纵然事实如此，词话本和崇祯本孰早孰迟、孰为原来孰为改本的问题，作者认为仍旧有待探索。
1986年3月于杭州大学
《徐朔方、孙秋克<***>研究精选集》
注释：
①据罗念生译本，北京：公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文章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徐朔方、孙秋克<***>研究精选集》，2015，***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