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 深度宣布 跨国采访 人物访谈
在环球化和全媒体时期，跨地区、跨国家采访是媒体有追求的表现和担保“独家”之道。但限于国籍和措辞障碍，更局限于采访本钱和韶光效率的制约，媒体不可能动辄走出国门，宣布需求和现实困难常常构成一对紧张的抵牾。如何冲破国界和措辞障碍，在无法面对面的情形下，准确快速找到“地球任何角落”的采访工具，实现采访目的，须要切实研究方法和技巧。
《长江日报》在2012年初推出《读+周刊》深度宣布系列，每周一期，至今已有五个多年头。该刊以富含思想含量的新书为抓手，话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外交、地理、军事、艺术等等，内容险些无所不包，而采访工具每每为国际、海内一流的、前沿的名人名家，或者学术泰斗。按照报社哀求，每次宣布须要采访到这些名人名家或热点话题人物本身，一线要与之进行高质量的对谈。我有幸参与了这个周刊的创刊，并一贯担当主力至今，数年下来采访到王蒙、张维迎、林毅夫、秦晖、彼得·海斯勒、理查德·道金斯、陶涵、拉纳·米特等近百位国内外有名专家学者。此外，涉及到某些主要的日常文化新闻生产，我也会碰着须要跨国采访的情形。
如此频繁的跨国采访，我没有一次是亲自跨出了国门进行采访的，每次都要面临各类“局限条件”。所谓“局限条件”，便是指身在海内，无法与国外受访工具见面的环境下，探求、打仗进而实现采访所能利用的现成统统通讯工具或渠道，包括熟人网络、中介和通讯工具等。我在《读+周刊》的采访实践中，跨国采访事情量约占到全部采访量的1/5，均是在中国海内完成。《读+周刊》的基本运作办法因此新书为载体，环绕一个核心话题专访新书作者，因此出版社每每是最主要的中介，也免却很多寻访作者的麻烦。但是在许多情形下，某作者由于名气太大，或者事情太多，出版社的事情职员也没有办法帮忙“搞定”，这时候就须要采纳一些非常规的手段。还有的情形是，新书过气，出版社没有兴趣环绕某书营销，而我们却由于话题须要想寻访到这位作者，也每每须要开动脑筋，自己想办法找人。再便是《读+周刊》的话题设置，常常并不以新书为依托，而完备是新闻热点导向，这样要找到某位名人名家也须要靠自身的聪慧和努力。
下面我结合不同情形，先容一下相应的应对办法，并考试测验做一点理论总结，分享自己的履历得失落。
一、找人工具不在新而在有效
采访案例1：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当时身在埃及的美国）
宣布标题 ：《我在精确的韶光去了精确的地方》
采访案例2：宇文所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
宣布标题：《美国人间隔唐朝不比中国人远》
跨国采访，首先的难点是探求到受访工具，而不是措辞障碍、通话本钱、时差等等。我们在海内构筑的“熟人网络”浸染十分有限，如果出版社这个中介无从依赖，统统就都得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好在互联网时期，可用的当代通讯工具很多。我这里先先容一个案例，便是5年前采访彼得·海斯勒所用到“组合式办法”。
彼得·海斯勒是一位美国年轻人，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来到位于中国涪陵的长江师范学院当西席，并写出《寻路中国》《江城》等不雅观察中国现实状况的书本，随即从中国消逝。他是那种居无定所、到处为家的范例美国人，离开中国后其书在中国大火，十分脱销，酿成新闻热点。很多海内媒体试图采访到他本人，但是因难堪于“打捞”而放弃。
正是在这种新闻背景下，《读+周刊》希望找到这个美国人，好好聊聊他推出三部曲的动机、困难过程以及怎么看待自己的“走红”。韶光很紧迫，而人在何方都是个问题，任务到了我头上，却感到茫无头绪。苦思无果之后，我通过重庆的114查号台，拨通了长江师范学院的总机，那边是一位女士接的电话，她见告了一个彼得·海斯勒教书时的同事、《江城》译者李雪顺的手机号。我如获珍宝，立即打电话给李雪顺。当时李雪顺与彼得·海斯勒也失落去了联系，只知道后者去了埃及，详细去向不明，所幸他依稀记得海斯勒的一个电子邮箱名，于是给了我。我向这个邮箱发去信息，连续一周未获回答，我用大略的英语催问了几次，对方才回答说弄错了，他不是我要找的人。于是我掉头又与李雪顺联系，他才创造自己记错了邮箱名，又给了一个邮箱。终极我与彼得·海斯勒成功建立起直接联系。
采访到彼得·海斯勒，推出一篇有影响力的宣布，是我加入《读+周刊》的首次出击。该宣布是该周刊创刊的重磅作品。那年还没有微信，微博也刚兴起不久。我最开始想起利用的“打114”，大概现在很多人看来很蹩脚，丝毫没有技能含量，“怎么美意思拿出来说”。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个看似通讯发达、新兴媒介各处的时期，千万别忘了这门“古老的”工具。
采取类似手腕，我还采访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他是资深的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成绩，著有《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等7部主要专著。2014年夏天我联系采访他的时候，他的新书已经由了营销期，出版社也无法帮忙牵线。我通过网络“人肉搜索”，搜到他在中国有一位好友、武汉大学西席荣启光，然后拨打武大总机电话，辗转找到荣启光的联系办法。通过荣启光，我与宇文所安的夫人、他的哈佛同事、中国人田晓菲建立起直接的电邮联系，终极写发展篇宣布《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美国人间隔唐朝不比中国人远》。
二、合法穷尽“人肉搜索”
采访案例3：旅法作家沈大力、华侨书商潘立辉和法国汉学家班岜诺
宣布标题：《“太史公曰”变身法文历经百年》
“人肉搜索”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下，险些便是一个贬义词。缘故原由当然很多，紧张还是随着网络的兴起，每个人都参与网络生活，难免泥沙俱下，引发一些过度搜索、从而过多窥私并造孽暴露他人隐私的征象。但是客不雅观来说，“搜索引擎”、网络工具永久是中性的，它只是人类的工具，就看怎么利用和节制。这里借用这个词是想表达：一个精良的，为了完成险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定要长于充分利用互联网工具，条件是采访目的正当，利用手段合法。在这样的条件设定下，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使出浑身解数，尽可能穷尽互联网和现实天下所能抵达的角落。
我在2015年中做了一期《读+周刊》访谈专题，一口气采访了三个身在法国巴黎的人。事情原委大致是，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译注五卷本《史记》百年后，当代法国汉学家班岜诺教授补译完“列传”部分，《史记》在法国全部出齐。我从澎湃新闻一则转载的简短上得知了讯息，以为其意义非凡，值得深入宣布。但是我以前从未做过有关法国的宣布，人脉全无，措辞更是不通，接到采访任务后觉得完备无从下手。
最开始我习气性地在网上随意浏览搜索，毫无收成。然后我决定把视线收回，回到澎湃所转载的源头上去，那是一家当地华侨开办的报纸——《欧洲时报》所宣布的，作者署名沈大力。我用谷歌搜索沈大力的讯息，得知他是生活在巴黎的作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法文教授。
搜索到这一步，还是无法与当事人直接联系。接着我又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欧洲时报》，竟然有这家报纸的中文ID！
而且，澎湃的正是从这个ID转发，沈大力文章的最初链接是由这个ID供应的。然而，如果只是到这一步，我仍旧无法与当事人取得直接联系。我须要一个电话号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给《欧洲时报》的新浪微博发了一封私信，详细先容自己的采访意图和哀求，并附上自己的邮箱和手机号码。
大约在当天傍晚时分，我的电子邮箱就收到了一封邮件，是《欧洲时报》主编董纯女士发来的，原来她是沈大力师长西席的夫人。她向我供应了法文《史记》的出版人、柬埔寨华人后裔潘立辉师长西席和汉学家班岜诺的联系办法。
大概在一些“人肉搜索”专家那里，我的搜索能力还只能算是“菜鸟”级别，乃至未入门，但是我要说，只要达到了采访目的，我便是一个“成功者”，无需妄自菲薄。我所利用的“人肉搜索”只管还不足弯曲，戏剧性不强，但却已经是我利用通讯工具最繁复、利用最充分的一次：搜索引擎、微博、电邮和电话，各种手段齐上，末了完成了宣布任务。有评价认为，在这个题材上我比海内所有同行都走得更远、谈得更深。
三、调动全部的想象力
采访案例4：沈睿（旅美学者、墨客）
宣布标题：《余秀华爆红过程还原》
采访案例5：理查德·道金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宣布标题：《人不是从猴子进化来的》
新闻采写的全程均须要调动人的想象力，寻人找人也不例外。它不是一项纯粹的技能活或者说体力活，指引我们寻人的是想象力。
2015年初，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你》爆红，其作者余秀华迅速成名，上百家媒体涌向湖北荆门余家。她的走红到底是不是有人在炒作？《长江日报》以此为选题方向，分派我展开调查宣布。我赶往荆门余家两趟，一有空就在网上爬梳细节。由于绝大多数媒体均被余秀华分外的出生和才华所打动，接下来都致力于宣布余秀华“积极向前”的一壁，宣布她的“现在”“现场”为主，而先容她成名“前传”的笔墨多为网上抄袭，每每寥寥数语带过。个中把她推向封口浪尖的几个人则甚少关注，个中一个诗评家沈睿，由于远在美国亚特兰大，更无一个采访她作为“推手”的动机。
我创造这一被广泛忽略的线索之后，通过一个在苏州打工的“业余墨客”王小欢，加上了沈睿的微信。不采访不知道，一采访我豁然开朗，内心受到深深的震荡：沈睿根本不认识余秀华，也不认识《诗刊》的编辑刘年，她只在几天前才在天涯的一个论坛上读到余秀华的诗歌，并为这个女人的诗所深深冲动。沈睿说：“怎么会有炒作？谁在炒作？我跟他们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
当跟沈睿在微信和电邮你一言我一语互换的时候，我深深光彩自己多留了一份心眼，多开动了一下脑筋，多动了一下手脚，而不是勾留在暴躁的以讹传讹中。这个天下除了有很多现实的人，也还有一些真正的墨客。我在调查的时候，对人事关系的想象力帮助我走进了原初的风暴眼，抵达了事宜的原形。
在采访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哲学家道金斯受阻时，我也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道金斯由于是“学术明星”，韶光十分稀缺，纵然他的著作出版中文版，他也不肯合营中国的出版社做宣扬，因此媒体要想约访他十分困难。我在漫长的等待后想到一个办法，便是联结一个叫“张宏斌”的中国民间学者、音乐爱好者，他曾留学英国，是道金斯的学生。我们常常同时出没于一个论坛，他偶尔会推介道金斯的学说，但不属于那种生动的网络人士。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给张宏斌的新浪微博发了私信。没想到他这个人很激情亲切，信用很好，在他的帮助下我终极采访到道金斯，属于海内独家。
坦率说，我是在无意和无奈中“想”到这位中介人的。在我打仗的海量资讯中，在我所节制的蛛网般的人际关系里，张宏斌是一个很弱的旗子暗记。如果我从未曾“想”过他且及时捉住头脑中这个意向，我可能至今仍与道金斯无缘相识。
四、“6个人事理”揭示的是希望而不是难度
下面分开详细案例，谈谈跨国采访的一个关键疑问：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一个人，是不是一定都能找到？
这无疑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大众话题。故意思的是，我相信目前可能还没有谁能够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很随意马虎找到反例来否定特定的论断。在我看来，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抽象的迷惑。“”这个职业为我供应一种便利，可以来反复验证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
现在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或听说过“6个人”事理。这是一个普通提法，理论化的表达是“六度分隔理论”，1967年由哈佛大学生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提出。这个理论用通俚语言描述便是：“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便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让我们来假设：如果某人认识100个人，而这100人中的每一人都认识其余100个不重复的人，那么一个人经由一层间隔就可以和100x100=10000个人认识。如果存在六层关系，并且每一层都不重复，那么终极会覆盖1万亿人口。这便是六度分隔理论所展现的巨大能量。
但在社会实践中，每个人都很难创造这种巨大能量的存在。“六度分隔理论”解释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弱纽带”关系，但要穷究，它就可能发挥很强大的浸染。通过弱纽带，人与人之间的间隔变得非常“附近”。要指出的是，六度分隔不是一个定理，也不是一个猜想，而是一次实验的结果。一样平常而言，它不针对全体地球上的社会网络，也不针对中国社会网络，并不能辅导我们找到“任何一个人”。此外，“6”也不是最大数目，而是均匀数目。
这个理论在很多情形下，对很多职业、很多个人来说，浸染不大。但是，很幸运的是，“”这个行当，一定要充分认识这个理论的威力。“6个人”事理当然不是说找人很随意马虎，而是作为一个，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找人难度的极限何在。这个事理揭示的不是难度，而是希望。一个的信心和毅力无疑十分主要。
理论尽可简洁，现实足够繁芜。我在采访中最深的体会是，不少约访寻人，所经历的中间环节远不止6人，但是终极总能找到这个人。迄今我还没有败绩。每次成功联系到受访人之后，我就会产生天下很小的觉得；但在那之前的漫长摸索的过程中，又觉得有太多的墙和坑。因此，对付找人的结果，我们尽可以保持乐不雅观，但在探求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耐心、细心和专心，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同时方法要尽可能合理、实用、高效。（作者：刘功虎 《长江日报》文化新闻部读书周刊业务主编、）
